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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德根本不能取款-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可以防止权利变味

2020-01-10 14:12:43 3372

伟德根本不能取款-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可以防止权利变味

伟德根本不能取款,◆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文/胡新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邓小平在1979年11月接见外宾时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度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

而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又是与当时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不断取得成效密切相关的。作为与群众直接联系的主要形式,干部参加劳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回到英国后撰文道:“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的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老传统,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全国解放后,这项传统又是怎样继续得到传承的呢?这种传承在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

抗战期间,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几年后共产党就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殚精竭虑防止这个权力变味。如何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指出:“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视察东北。到达哈尔滨后,首先视察了哈尔滨车辆厂。他告诉厂长:你要当好这个厂长,首先就要当工人,因为不当工人,你就不懂生产和管理,那你就是个摆设,而不是厂长。晚上,毛泽东问当地领导:你们现在是住洋房还是平房。在得到的回答是“洋房”时,毛泽东不禁摇头:住洋房,脱离群众,你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哦!随后,毛泽东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在下一站长春,毛泽东发现当地戒严,批评道:这样太脱离群众了。戒严随即取消。在沈阳,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说道: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作表率。同年5月1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文件指出,务必防止“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违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国家建设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就,但毛泽东的心情一直没有放松下来,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为人民用好权力。1956 年,面对在许多同志中间出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提出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第二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以保证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集中体现在1957年4月27日和28日的两次指示中。在4月27日的指示中,毛泽东提出,“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 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4月2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刊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

以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为标志,中共中央随后又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定下来。1958 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毛泽东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重申1958年9月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一面是不断地发文件,一面是毛泽东不断催促落实。仅以1958年8月为例,8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可能参加劳动的,不论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参加。搞一点直接的劳动,使劳动与工作结合起来,要作一个决定。8月19日,毛泽东在与一些省市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军官要下放当兵,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8月21日,在主持一次会议时,毛泽东提说: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他特地指出: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

◆1958年,杨得志下连队当士兵。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毛泽东对干部参加劳动的关注度不减。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不但对指导中国重工业一跃起飞起到了指导性作用,而且在美国和日本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后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管理学教授评价说:毛的主义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

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并修改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布,“八项注意”中的第一条就是“同劳动同食堂”。这对于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1963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了《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呈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审阅时,他将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于5月9日写下了长篇批语,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史称“五九批示”。

毛泽东倡导的这项制度,党中央是一致拥护的。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

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对此,刘少奇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实行政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风气已经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同了。群众看到干部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很高兴。虽然现在干部参加劳动还是短期的,一年一个星期或几个月,但这样做,不仅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而且使大家认识到领导干部也同样要会从事体力劳动。”

◆1958年5月25日,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邓小平在把干部参加劳动提高到反贪腐的有效措施来认识。他在1964年9月接见外宾时指出:“工业战线学大庆,农业战线学大寨……大寨、大庆最大的特点是干部与群众密切联系,直接参加劳动和革命干劲加科学精神。”“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准。劳动能改变人的思想。干部参加劳动,就不会变懒,就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作和斗争,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密切,对生产的领导就会更具体,实现领导与技术的结合,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

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1956年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群体事件。1956年到1957年初周恩来先后访问了这两个国家,他了解到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党群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回来后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刘少奇后来也指出:“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现在群众对我们是有意见的,我们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国家一下子垮不了,因为我们的功劳大,群众一下子还推不翻我们。但是正因为这样,危险就更大,因为上层建筑与基础有矛盾,上层建筑不断破坏自己的基础,发展下去,危险性很大。”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历史地看,波兰、匈牙利也好,苏联也好,最后共产党在那里执政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而中国共产党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但在群众路线这个根本问题上是没有犯颠覆性错误的。这不能不感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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